澳门银河娱乐场

美丽家乡
您当前的位置:

短暂的六地委工作--节选自《小村之魂》佘玉坤著

发布日期:2018-10-30  14:15:19 来源: 浏览次数: 字体:[ ]


王泊生回冀南以后,冀南区党委调他任六地委书记、六军分区政委。王任重在《沉痛的哀悼》一文中说:“他(王泊生)从敌人的虎口里跑出来,翻山过水,跋涉数千里,回到冀南。我们是何等的高兴啊!”

王泊生在六地委工作时间很短。我访问了曾在六地委和王泊生一起工作过的韩芳宇(注:女,时任六地委武装工作总队长,曾任故城县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国家外贸部某司司长,离休后副部级待遇)、马风仪(注:又名李风仪,时任六地委宣传部长,建国后曾任聊城地委秘书长等职,师局级待遇)、史肖更(注:时任六地委景南县宣传干事,建国后在枣强县政府工作并退休)、肖英(注:时任六地委组织干事,曾任枣南县七区区委书记,建国后在北京公安总局内保局工作,师级待遇)、王贞元等同志,另外,还访问了其家乡是六分区的魏章同志(注:曾任二地委组织部科长,是王泊生的下属,建国后曾任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老干部局局长,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这些健在的老同志一致认为,泊生同志没调入六地委以前,大家都听说过有关他对工作高度负责、带病坚持工作、在狱中和煤矿坚持斗争的事迹。王泊生同志调入六分区后,正值敌人连续大扫荡后的艰难时期,他一到任,便学习有关文件,领会上级精神,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埋头摸排各种情况,关注时局的发展,领导六分区军民坚持抗日斗争。由于在狱中和煤矿的折磨以及长途跋涉的艰辛,加之工作的劳累,他饮食越来越少了,身体越来越虚弱了,他面颊癯癯,经常吐血,有时昏倒在地。领导关心他,同志们心疼他,几次催他去看病,他哪里肯听!实在支持不住了,他才去休养。虽说是休养,却仅仅是一两天的时间,而在这短短的休养期间,还往往把大家邀到他的病床前召集会议,布置工作。病情稍有好转,便离开病床又投入紧张的工作。老干部们回忆起王泊生同志在艰苦岁月里一起工作的时光,至今还为泊生同志忘我的革命精神而感动不已。大家回忆说,我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六分区军民流传的那首打油诗:“学政委,泊生化,千难万险全不怕;打伪军,歼日寇,依靠人民打天下。”

进入1942年9月份后,日伪军限期冀南农民砍掉地里的庄稼。这是敌人采取行动的前兆,凶残的敌人开始了对我地军民进行频繁的扫荡。尤其在五、六分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九·一二”大扫荡,这阶段可以说是最困难最混乱的时期。这期间,王泊生为了稳定广大干部党员的情绪,增强其胜利的信心,他往往是仅带着两名警卫员到所属各县了解情况,召集会议,指导工作。

据时任枣南县县委书记的陈仝(注:建国后曾任中共衡水地委纪委书记,北京市档案管理局副局长兼档案馆长)写的《我对王泊生烈士牺牲前后一些情况的回忆》一文载:

“十月下旬中共冀南区六地委书记、六军分区政委王泊生同志来我县领导工作。这时正值‘九·一二’反扫荡后最困难、最混乱的时刻,王泊生同志来时只带两个警卫员,两三支枪。

10月27日,中共枣南县委在艾雅科村召开县委会,王泊生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王泊生同志作重要指示;各个县委委员汇报所在区的反扫荡中的情况和问题;讨论和研究反扫荡后重要问题,特别是开展冬季工作的问题以及县委之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首先,王泊生同志传达了上级党委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后,他强调指出了四点,大意如下:

    一、地方上党政领导机关要大力缩小上层,减少目标彻底贯彻执行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把干部的绝大多数派到基层去,同群众同生死、共呼吸,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实现真正的鱼水关系--要求干部‘区不离区,县不离县’,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争取胜利早日到来。

二、要求县、区游击队学会和敌人打游击战中的麻雀战术,有时要以班组为单位活动。在敌人重兵扫荡时,可以‘化整为零’,以保存实力;但敌人一撤走,就要集合起来,立刻战斗。在群众中带领民兵自卫队破电线、抓汉奸,反资敌,坚决不准‘插枪’。                                     

    三、加强战备工作,要积极开展破路、挖洞、藏粮、藏物等坚壁清野的工作,把备战工作经常化,要做到随时能应付敌人大的‘铁壁合围’,减少我们的损失。

    四、积极开展敌占区,接敌战区的敌伪军和伪军家属的争取瓦解工作,积极对敌伪军开展‘黑红点’、‘善恶录’、‘生死簿’等政治攻势。”

据马凤仪(注:笔者2013年4月30日访问了他,访问这年他一百零四岁)回忆说:“我参加了头天晚上在艾雅克村召开的会议。会议期间,敌工站张慕臣同志来报信说,敌人明天可能扫荡,会议被迫中止,大家分头躲藏。王泊生藏在齐杨兴村齐庆竹(外号鬼难拿)家里,我和宣传干事史肖更(注:笔者已于2012年3月2日与佘华杰在衡水访问了八十八岁的史肖更,其访问情况与马老说的情况类似)藏到了齐庆竹家的地窨子里。第二天天不亮便听到零星枪声,我们马上在齐杨兴村西头集合,陈仝简单地安排了一下出行路线,这时我看到王泊生和两个警卫员都骑着马站在那里准备出发,不一会听说让齐庆竹去找衣服给王泊生化装,后来我见他与陈仝一起走了。”

据肖英同志回忆说:“县委书记陈仝被捕后设法逃出虎口,至29日赶回县委机关后询查泊生同志的情况,可当时谁也说不清楚,这可急坏了陈书记,立即安排机关所有人员去找。当时得到一条线索说,在王杨兴村“黑行子”里死了三个人,据此我直奔“黑行子”一带寻找。在“黑行子”西边的一块低洼地带,我找到了泊生同志的尸体。当时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泊生同志头下枕着一个裹着老草的黑布衫子,脖子里似有刺刀的痕迹。两个警卫员躺在他的两边,身上都有血迹。看到烈士的尸体,眼圈当时就湿润了。说来也怪,我本来是最怕死人的,然而我独自一人看到这三具尸体却一点也不害怕。我慢慢跪到泊生同志身边,整理了一下他那蓬乱的头发,仔细端详着他的面容,这时那一场场,一幕幕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情景出现在眼前,突然,我抻着他的衣服大哭起来,哭哇,哭哇,越哭越憋屈,越哭越痛心,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不见人来,怎么办呢?去村里报信吧,还有一大段路程,怕附近村的狗来了把他们糟蹋了,自己既扛不起来,又背不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当泊生同志头下的黑布衫再次映入我眼帘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个办法:把我的上衣外罩脱下来,把我的腰带解下来,连同泊生同志头下的黑布衫三件东西连在一起系成一根绳,我把这根绳从泊生的胸前及两腋下穿过,把泊生同志的衣服鞋子穿好,我就这样拉着泊生同志向村里走去。随走我还不时地回头看一看那两个警卫员,拉一段路程,累了,就歇一会。可只要一站下来,看到泊生同志蜡黄的脸,自己就像受了冤屈的孩子,鼻子酸酸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总要呜呜地哭一场。就这样拉一段,歇一会;拉一段,哭一阵。那心酸,那迷茫,那无助,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正走着,突然王杨兴的村长走过来了,因工作关系,我们早就认识。见到村长,我像见到了大救星一样,坐下来抓住泊生同志的手,放声大哭起来。村长疾步向前拉着我的手劝我,我连哭带说慢慢道明了情况。村长听后,这三十来岁的硬汉子泪如泉涌。可我想,光哭也不行啊,“黑行子”里还有两个警卫员呢!村长抱起泊生同志的前身,我只配合着抬着泊生同志的小腿,两人不大会便到了村西头了。我们找一合适平地,放好泊生同志的尸体。这村长威力真大,只在村头呼叫了几声,很快来了许多人。有去抬两个警卫员的,有在此守护泊生同志的,还有去买白布的(为暂时盖烈士的尸体用)。我马上去向陈仝书记报告,陈书记听了我的汇报,眼圈红红的,阴沉着脸说:‘唉,多好的领导啊,咋说走就走了呢!’陈书记随即向地委汇报了情况,然后很快赶到了王杨兴村。”

据马凤仪回忆说:“实际上,王泊生决定与陈仝一起跑敌情后,他们由齐杨兴转移到蔡屯,又由蔡屯转移到史里祥,而后跨过沙河,准备到七区去。不料,在河西沿刚过沙丘,将要进入“黑行子”(注:这里产常年有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树林,人们俗称“黑行子”)时,突然枪声四起,遭敌包围。陈仝被伪军便衣队用枪逼住,押到河东沿居家庄加入了被围赶的数百名群众之中。之后,陈仝同志伺机脱险了。王泊生同志和两名警卫员,以三支短枪,在低洼的地方,匍匐前进,奋力向敌人还击。因寡不敌众,三人壮烈牺牲。泊生同志的牺牲,使我们万分悲痛,我和肖英同志组织王杨兴村的干部群众,很快捐够了三口棺材的款项。大家将三位烈士的遗体装殓起来,在那战火纷飞的特殊年代,没举行什么隆重的追悼会,六分区,枣南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部分群众沉痛的向烈士遗体告别后,就地做了安葬。”

肖英回忆说:“泊生同志牺牲十几天后,在一次会议上,我偶然和王杨兴的村长相遇。当时,我把泊生同志头枕裹草黑布衫的怪事告诉给村长,村长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泊生同志牺牲后,村里一老头去西边挖土,看到死的三个人很像八路军,老头看到死者的头都歪在地上,躺得很别扭,他把自己的旧布衫脱下来,拔了几把老草一裹当作枕头,把死者放平就回来了。这虽是一件小事,可这朴实无华的军民情感着实让我感动不已。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