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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泊生监狱里的特别支部--节选自《小村之魂》佘玉坤著

2018年5月23日 00:00:00

 

1942年春夏之交,敌人蓄谋策划一次大的扫荡行动,其兵力数倍于往昔。据何郝炬(注:四川成都人,少年时就参军抗战,之后参加解放战争,长期做战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四川省副省长、四川省人大主任等职,笔者于2011年10月曾采访他)著的《霜天晓月》(注:,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载:“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亲临衡水坐镇指挥,其目标是彻底肃清在其限定范围的抗日军政力量,企图完全控制‘真渤特区’,包括冀中大部、冀南五分区和冀鲁边津南地区......”

据《中国共产党武邑县历史》载:1942年4月29日,日军调集三万余兵力,加上几万名伪军,对冀南根据地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日伪军首先袭击了冀南行署和区党委、军区机关,然后由南向北挺进。敌人采取了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反复清剿”的战术,逐村挨户进行搜查,一旦发现抗日组织和抗日武装便一齐出动,四面夹击。这天,武邑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都集中在武邑与深县交界处的王薛庄村(属武邑县)开会,地委书记王泊生、军分区二十九团的领导、县大队和县武装科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期间被敌人包围,大家奋勇突围,顽强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仅有少数人突围成功。地委书记王泊生被捕,县委书记信孟博被捕(后被敌人送到东北本溪矿当劳工,在组织党员对敌斗争中牺牲),县政府秘书管笑何被捕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扫荡”中,武邑县抗日干部及群众被捕和牺牲的就有300余人。

1942年5月1日,敌人出动十万余人的兵力对冀中地区开始了“五.一”大扫荡,武邑滏阳河西地区也在扫荡范围之内。在“4.29”和“5.1”两次大扫荡中,仅武邑县抗日军民就死伤一千余人,四千六百余间房屋被烧毁,一百六十余名青年被掳走。

据《冀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注:冀南革命斗争史编审委员会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和张忠杰著的《王泊生烈士》资料载,王泊生与五地委人员被包围在武邑与深州交界的护驾驰一带,当时我警备旅的一个营在护驾驰南边的王家铺同敌人打起来,有一个连冲出包围圈,战斗停止后,敌人缩小了包围圈,开始抓人,当时被捕的大多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在此之前,王泊生正化装成农民,扛着锄头去地里干活。敌人看他这样高的身材,白净脸,不像个庄稼人,就抓住他进行拷问,他假说是北京做买卖回家来的,敌人不信,对他进行严刑拷打,灌凉水、轧杠子、用火烧,打得耳朵出了血,用尽了各种酷刑,他仍不改口。敌人没办法,从搜出的文件中看到有“王泊生”字样,敌人拿出一大堆照片进行辨认,认出了他是五地委书记,这样王泊生被捕了。

据笔者访问马金昌老人时,他说:“王泊生被捕那天,我正和战友刘福在护驾驰附近疗伤,得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后,我们俩就打扮成庄稼人同老百姓一起下地干活了。说来也巧,我那天正碰见王泊生等人突围,我也见到了日伪军的队伍,其中一个骑马的日军向我身边的农民问路,这个农民故意指了错路。不一会儿,我听见南边枪响起来了,马也嘶鸣,我当时想,看来是打起来了。后来我听说王泊生也装扮成农民了,可到底还是被敌人认出来被捕了。”

实际上,那几天王泊生正在衡水养病,可形势一紧张,他就悄悄离开病床去武邑县开会了。王泊生被捕后,被敌人押送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注:又名石家庄俘虏收容所、石家庄集中营。它位于石家庄车站东南方,今桥东区平安公园,原环宇电视机厂一带)这劳工教习所实际上是日本人将被俘人员进行奴化教育、策反利用、奴役使用、输送劳工的大本营。这地方关押的主要是我抗日军民,简直就是一座日寇的杀人魔窟。

据郗光、陈登老人回忆说,王泊生被捕后,党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和办法进行营救。

据时任石门(石家庄)劳工教习所处理科的干部邱祖明(邱伟,我方地下工作者)回忆:“我被押送到劳工教习所后,和傅充闾(又名傅惠远)都分在了处理科,任一般干部,科长是王长根。1942年4月,王长根被释放回家,由傅充闾接任科长。1942年5月,敌人发动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一大批军政人员和根据地的老百姓在扫荡中被捕,相继被押送到劳工教习所。其中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有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冀中某地区区队长(小团团长)徐梦纯。不知什么原因,王泊生被捕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送来的花名册上清楚地写着:‘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傅充闾和干部班副班长史含光(史子荣)认识王泊生,他们告诉我说:‘捉来一个干部,是地委书记,审讯时注意保护。’我明白了他们的用意,在登记时,将王泊生的身份改为‘冀南第五军分区司令部文书’,徐梦纯的身份改为‘区游击队战士’,按规定文书也可以调入干部班,正是我们掩护了他们,他们才被编入普通班。”

    在《澳门银河娱乐场志》(1988-2003,新华出版社)第二十五编,人物传“孙晋桥”一节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原中共冀南区公安总局一科科长后任二专署专员的傅充闾被捕叛变,任日伪石家庄集中营二部部长,处理被俘人员,曾在1942年暗中协助王泊生脱险出狱。

    2014年9月15日笔者与王桂兰去隆尧访问了傅充闾的儿子傅明合,查阅了有关资料。据傅充闾于1979年5月20日写给宋仁穷的信中说:“同年(指1942年)‘四.二九’,敌人对我冀南实行大合击后,见敌人把我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同志等多人送入该所,我设法将他掩护起来,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并抓紧时机提前把他们编队出所脱险,没有被敌特挖出,以后又回到了革命工作岗位。”

    据傅明合写的“我的父亲傅充闾”一文载:“被捕后的王泊生同志身体特别虚弱,为了王泊生的安全,使他不易被敌人发觉,我父亲通过翻译金村,将王泊生安排在病号房里,把他编入病残班,使王泊生每天不参加早晚的点名活动。”

    时任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说,王泊生“在敌收容所内取得同志们的帮助,利用敌人的间隙变更了口供,泊生同志虽身在囹圄仍积极为党工作,领导所内同志对敌斗争,在里面组织支部。”

据何天义主编的《日军侵华集中营》中的“石门劳工教习所及对敌斗争”(邱祖明著)一文载,邱祖明(邱伟)回忆,“1942年5月,在王泊生同志的召集主持下,徐梦纯(王一夫)、史含光(史子荣)、邱伟(邱祖明)在教习所开了小会,成立了共产党同情小组。”会上,王泊生说:“咱们这些人都是被俘的,和党没有取得联系,还不算党的正式组织,所以叫‘共产党同情小组’。”小组的任务是:(1)伪装积极,取得敌人的信任;(2)掩护干部;(3)改善被俘人员的生活;(4)谁先出去,就和党取得联系,让党派人领导。

邱祖明回忆:“按照规定的任务,小组开始了工作。起初,出所分配到煤矿人员的花名册由日本人办公室负责填写、保管,我们便伪装积极,取得了敌人的信任,敌人将花名册交由处理科填写。这样我们的手中便有了主动权,把一些干部的编号往前提,让他们早些出所去煤矿,为逃跑创造条件。对那些表现不好的,我们便想法排挤他们,孤立他们,千方百计不让他们离开劳工教习所。当时敌人有一规定:50岁以上的人不去煤矿,妇女不去煤矿。我们便给翻译金村塞钱,把三十岁改写成五十岁,这样在敌人释放老头班的人的同时,也使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混了出去。再就是用‘死人’救活人,死在教习所的人,一般装入薄木棺材后,由体门镇的村民负责拉出去埋掉。金村跟体门镇的镇长有联系,我们便通过金村,在他的协助下,卫生科负责报名、检查,金村到处理科销号,把活人装入棺材运出去,用这样的办法营救自己的同志。仅1942年一年,石门劳工教习所送往东北的劳工就有八、九千人,释放老头班的三、四十人,释放妇女十多人。”

据《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⑦集中营》一书载:石家庄集中营内,被俘共产党员的斗争活动始终没有停止,有组织的支部活动开始于1942年夏天。当时,集中营里有两支共产党的力量比较活跃,一支是以中共冀南区地委书记王泊生为首的地方干部,一支是以谷子珍(注:老红军,原抗大二分校抗三团组织股副股长,离休前为云南省军区副政委)为首的抗大二分校直属的抗三团的军队干部。

据《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⑦集中营》“石家庄集中营”一节载:王泊生在‘党的同情小组的基础上,又秘密活动,同宁心立、史寒光一起,与6月18日组建了‘六一八支部’,王泊生任书记。在开展工作中,王泊生和谷子珍取得了联系,几经商量,决定将王泊生任书记的‘六一八支部’同谷子珍任书记的‘六一特支合为一个支部,统称‘六月特支。统一后的第一届支部领导,由王泊生任书记,谷子珍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亚龙任宣传委员,党员开始约20多人,后来,随着人员流动,一些新入营的党员干部被吸收入支部,最多时约一百多人。支部领导也因外送劳工,及时进行调整和增补……”

武汉市南下老干部崔连贵(注:曾任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副部级待遇)与史寒光(史子荣)在解放初期曾在湖北省革命大学是同事。2012年3月20日笔者与王桂兰访问了崔老,他听史子荣说:“四十年代,在石家庄集中营我和王泊生是狱友,我又是王泊生创立的‘共产党同情小组’的领导成员。在集中营,王泊生平时从不多言,可只要一得机会,我们就在一起密谋:如何发展党组织,如何设法逃出集中营,怎样‘磨洋工’,怎样与外界取得联系等问题。如果我有几天见不到他,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跟没魂似的。大家都说,王泊生是大家的主心骨,有他在我们觉得就有希望。他那遇到困难沉着坚定、处理问题果断机警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

就在王泊生、谷自珍两个支部合并在一起时,抗大二分校三团(简称抗三团)政治处宣传股长李振军(注:湖南凤凰人,曾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副政委,湖南省委书记等职)、抗三团三大队政治主任教员朱韬(解放后曾任广州市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军级待遇)等人,也被押进石家庄劳工教习所。在此之前,他俩人曾在安平县看守所关押过,在那里他们就成立了“政治互相保证组”这一党组织。进入教习所后,他们碰到了抗三团的保卫干事赵秉钧(当时化名王风),这使李、朱等人又惊又喜。于是他们之间就暗中联系。

 2012年笔者于与王桂兰去广州访问了一百零一岁的朱韬老人,他回忆说:“赵秉钧找到我们,介绍所里的政治情况,试探着寻找党组织的线索。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知道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与抗三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在这里组建了‘六月特支’的情况。这使李振军我俩欣喜万分,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想,虽然我们身在狱中,但现在有了党组织,生活和斗争更有了新的意义,经我与李振军商量,遂把‘政治保证组’并入了‘六月特支’党组织。”

朱韬在《特别支部》(朱韬、李振军合著)中回忆说:“这个设在敌人心脏里的暗堡,是由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等同志建立的。‘六月特支’的总方针是:教育群众,团结对敌,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向群众进行气节教育和形势教育,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鼓舞大家的胜利信心,把更多的人团结到党的周围。对个别变节的,除了孤立打击,也反复晓以利害,促其醒悟,最低限度是使其不做坏事;对动摇的则抓紧教育,稳定情绪,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对消极的,主动关心、团结,因势利导,争取其投入斗争;对积极的也注意巩固,并在其中慎重地发展组织。‘特支’吸收党员的标准是:第一,原来就是党员;第二,保持了气节,没暴露身份;第三,敢于斗争;第四,能联系群众。由于环境残酷,加之流动性大,无法进行长期细致的考察,‘特支’不得不把第一条也作为吸收党员的主要条件,至于经过了认真的考察,确实弄清了身份和底细而在斗争中一贯表现坚决,即使原来不是党员也可以吸收入党。这段时间,组织有了扩大,‘特支’的党员达到百人以上。发展组织一般都是在过去熟悉的同志中,采取个别串连的办法,链锁式的进行。由于都是单线联系,是否在‘六月特支’之外还有别的支部,则不得而知,从当时斗争的规模和深度来看是完全可能的。”

据老红军谷自珍回忆说,开始两个支部合并后有党员近二十人,我和王泊生分别与原来的两个支部的党员进行联系。王泊生是我们党的职务较高的负责干部,有较多的领导工作经验,在他的主管下,增强了开展工作的信心,依靠一批好的党员,迅即开展工作。又经过几次商量,进一步明确了工作任务,强调了严格的纪律,积极在劳教所的被关人员中展开工作,要求利用外出劳动之机,积极观察了解教习所周围的地形和社会情况,以便寻找机会组织受难人员越狱逃走,我们还逐步在教习所的敌伪人员中开展工作,设法与教习所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谷自珍说,“六月特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是在异常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它教育和团结了一批党员和群众。一些被抓捕人员,特别是一些党员同志,经过党的多年教育,又在特别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大家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理想和抗日必胜的信心,对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斗争;极少数消沉的同志,以后也积极起来了;还有一些被敌人抓捕去的人员又逃离了敌人的魔爪,相继回到了革命队伍。

王泊生同志最早在石家庄劳工教习所建立了党的组织,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朱韬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里经常有成批的人被送出去当劳工,人多时几天就一批,每批通常是一两百人。敌人往外送劳工,我们就趁机往它后方‘播火种’。当集中营的局面打开以后,几乎每走一批,‘特支’事先就知道了名单,于是就赶在出发之前,把其中的党员组织起来,根据党员多少,成立起支部或者小组,并布置任务,要求按照‘特支’的斗争方针,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工作:在路途中,看情况能逃跑就逃跑;如果找不到机会,到达目的地之后,要尽快在群众中扎根,积极找地方党取得联系,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开展斗争。并规定不论谁回到根据地,务必向党报告集中营的情况,尤其是‘特支’的情况,请党派人领导和给予指示。比如在陆续送走的一批批劳工中,有一批三百人去了阜新矿,‘特支’便把其中的党员组成临时支部,指定了负责人。”

据谷自珍回忆:在1942年6月27、28号以后,获悉敌人要把我们一批人押送到外地去强迫劳动。经研究后,确定将被送走的党员组成一个党支部,仍由原特支领导。留在教习所的党员组建一个支部,由赵秉钧等同志负责,坚持那里的工作,继续同敌人开展斗争。

据《冀南五分区党史资料》(第二辑)“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一文载:王泊生虽身在监狱,但时刻不忘党的工作。在被押往本溪煤矿之前,“王泊生同志秘密对一起被捕的谷振华(时任武邑县大队四中队长)说:‘以后如有幸脱险的话,要立即向党组织报告狱中的情况。’”

据傅明合写的“我的父亲傅充闾”一文中载:“王泊生被派往本溪当劳工,出去前,曾秘密的向我父亲说:‘这次鬼子扫荡中,我党的领导干部有很多被捕,若被敌人发现将对我党造成极大的损失,你的这个办法很好,给我党保护了许多干部,使党免受损失,这里应该有我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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