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理学”之政治思想(下)

2017-08-03 09:52 来源: 闽北日报  作者:林克敏

    3、格正君心。

    由于受历史局限,朱熹服膺帝王之学,维护封建帝制。他认为,天下大事全取决于君主一人,君主又取决于心术正与不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正如他曰:“正君心是大根本”,“治天下当以正心诚意为本”,“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说明君主贤德,政治清明。同时,他又指出,君心不正将造成荒政、失民心、外族入侵、亡国等严重恶果,曰:“心才不正,其终必至于败国亡家”,“政荒民散,而将无以为国”。

    朱熹作为一名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想用儒道理学来拯救危难的南宋王朝,提出正君心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所以,他在尊君的同时,积极主张正君心、限君权,这是他杰出的政治主张。

    如何正君心,他首先以封事、奏札向皇帝谏诤直言君过,格君心之非。

    朱熹在《壬午封事》中,要皇帝熟读圣学以明理,即以儒治国,批评皇上迷信佛老而误国。

    在《癸未奏札》中,指责皇帝德业未修、朝廷未正、纪纲未立、抗金未果,要皇帝正心以正天下。

    在《庚子封事》中,认为当时社会是民穷、赋重、军弱以及不能北进中原的根源,归到皇帝一心不正上。要皇帝正心术、亲贤臣、远小人、立纪纲、省赋、治军。

    在《辛丑奏札》中,指出由于君心不正,“使陛下之德业日隳,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怨民愁,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荐臻”,切望皇帝“深察天理,以公圣心,广求贤忠,以修圣政”。

    在《戊申奏札》中,责问皇帝,陛下即位“二十七年于兹矣,而因循荏苒,日失岁亡,了无寸尺之效”,既不能内修政事,恭俭勤劳,又不能外攘夷狄,恢复疆土,原因在于君心不正。

    在《戊申封事》中,尖锐指出:“今日天下之形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接着开出了治疗国病药方:“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

    随后,于绍熙五年(1194)十月,朱熹以帝王之师入侍经筵(即专为皇帝讲解经书的讲席),满怀匡时救世的强烈愿望与臣子之责来面格君心。在短短40天中,他连讲7次,向宁宗皇帝进言《大学》之道,要“正心诚意”,“修身为本”,“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以义制事,以礼制心”。甚至用一种教训童蒙小子的口吻絮絮叨叨、苦口婆心地说:每出一言,每行一事,“则必反而思之曰,此于修身得无有所害乎”,“必无害也,然后从之;有害,则不敢也”,等等。并且针对君心不正、朝廷弊政,面责皇帝不顾民间疾苦而大修东宫;又指责皇帝独断专权和近臣干预朝政,曰:“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

    再是,朱熹为格君心之非,除了上疏诤言、面君直言之外,还多年、多次以去信、面请等多种方式,鼓动、要求多位元老、贤臣,主要是宰相陈俊卿、梁克家、史浩、留正,以及参知政事龚茂良、赵汝愚,尚书汪应辰等,向皇帝进言,以正君心。

    4、整顿吏治。

    朱熹一生心系天下国家,一直关注朝局政事,特别是官场吏治,认为这是关乎国家兴衰、社会安危、百姓苦乐的大事。为此,他首先揭露南宋朝廷腐败的现状,严厉斥责:“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的贪官;“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的庸官;“当官者……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的懒官;以及卖国求荣的奸相(如秦桧);陷害忠良的佞臣。

    接着,他也通过封事、奏札,极力向皇帝提出整顿吏治,总的是要除奸佞,立纪纲,任贤才。

    他在《壬午封事》中指出:“今日之监司奸赃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谁,则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乎”。说明许多官员贪赃枉法,以权谋私,欺压百姓,提出“惟以正朝廷为先务,则其患可不日而自革”。

    在《癸未奏札》中,他认为“今日谏诤之途尚壅,佞幸之势方张……则德业未可谓修,朝廷未可谓正,纪纲未可谓立”。这是说,由于朝廷典章制度没有很好确立,造成奸佞当道,忠良受压,朝政弊病,应该“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以开纳谏诤,黜远邪佞,杜塞佞门,安固邦本四者为急先之务……则形势自强而恢复可冀矣”。要求皇帝大力整顿朝政,增强国力以抗金复国。

    在《庚子封事》中,他恳切要求:“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并提出希望:“伏惟陛下……斥远佞邪,建立纲纪,以幸四海困穷之民”。

    在《辛丑奏札》中,他要求皇帝“深求天下敦厚诚实、刚明公正之贤以为辅相,使之博选士大夫之聪明达理、直谏敢言、忠信廉节、足以有为有守者”,以“上辅君德、下固邦本”。同时,他对皇帝一味宠幸权佞近臣,造成“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进而“蔽遮天理,浊乱圣心”的恶果提出严重警告。

    在《戊申封事》中,他向皇帝提出,要把“选任大臣”列为今日之急务之一,“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任”。又严肃指出:“顾常反得如秦桧晚年之执政台谏者而之,彼以人臣窃国柄,而畏忠言之误主以发其奸也,故专取此流以塞贤路,蔽主心……坏其纲纪,而使天下受其弊哉”。这里又狠批奸相秦桧误主害国。

    朱熹从政为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廉洁奉公,一生清贫。但对于贪官污吏,嫉恶如仇,从严惩处。他初登仕途,在任同安主簿时,就严厉整顿版籍赋税,处理作奸官吏。在任江西南康知军时,他严刑峻法打击了为非作歹的奸吏,以保护百姓合法权益。在任漳州知府时,他一面对于查实侵吞财赋、勒索民财的贪官,严厉惩处;另一面对于勤事爱民的正直之官,上状举荐。特别是赴任浙东提举而在浙江赈灾时,他接众多百姓举报,连上6状奏劾台州知府唐仲友,列数其违法苛税、贪污官钱、敲诈勒索、打击报复、纵容行凶、败坏政事、欺行霸市、伪造纸币、嫖宿娼妓等9大罪状。但因唐仲友是当朝宰相王淮姻亲,被包庇过关,调职了事。(连载七)

(责任编辑:陈泽宇)